1月18日，郑爽前男友在微博爆料两人应感情破裂分手，但是两人于年通过代孕育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而随后在被曝光的双方家庭沟通录音显示郑爽曾经提出希望代孕方在胎儿7月时堕胎，但由于所在洲（美国）法律禁止堕胎，郑爽意图弃养，“tmd烦死了都”也成为流行梗。根据网络曝光的出生人口证明，男孩于年12月19日于科罗拉多州出生，女孩与年1月4日于内华达州出生，目前由男方抚养。

由于我国法律明确禁止代孕行为，且郑爽对胎儿的弃养态度明显有违人伦，本文不在此就郑爽个人做过多讨论。

而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在我国数部法律法规严厉打击代孕行为和代孕产业的情况下，代孕产业近年却蓬勃发展，特别是似乎在演艺圈和高净值人群中成为一种流行。

为什么？为什么代孕行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如果允许代孕会必然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那么如何合理合法地满足代孕买方的需求？什么是人类生育的未来？黑客帝国般的人类种植农场和超人氪星般的定制婴儿培育是否可能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仅就上述部分为题，做一次可能“政治不正确”的讨论。。。

生育的成本

现代社会广泛的女性劳动参与使得生育对于女性的经济成本越发升高。Mishra和Smyth的研究()在对年至年间的OECD28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数据和生育率数据分析后，证明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且这一关系同时成立于时间轴与空间轴。

生育对于适龄女性的职业生涯和经济收入无法避免的造成负面影响，相信无论是用人市场的供给方还是需求方，对企业或用人单位避开生育适龄已婚女性的潜规则有心照不宣的体会。

年，智联招聘针对全国近13万名职场人士开展的调查显示，22%的受访女性认为就业中性别歧视现象严重，比受访男性高出近8%。这份《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指出，在这些深刻感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女性群体中，25~35岁是个体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生育高峰期，处于这个时期的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感受到的性别歧视最为明显。已婚无子女的女性面临生育的“风险”，更易遭受就业性别歧视。

生育的经济成本同时作用于劳方和资方，其绝对经济成本对资方来说更大，因为生育将导致员工的劳动时长和劳动强度直接缩减，并且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福利支出，而其相对成本对劳方更大，原因是由于公司收入占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比例较大且职业空窗期很可能导致职场晋升的停滞甚至滑坡。

对于女性或其家庭来说，生育的经济成本随收入水平而非线性上升。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高收入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职业选择，以及更多的收入来源选择权，你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现有的收入、资产和人脉关系是一种对未来经济地位的期权，而期权的价值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其隐含波动率（vega），即人生的选择。

很明显，怀孕以及怀孕后1-2年内对婴儿的照看消灭了这一人生期权的价值。举例来说，以郑爽这样的知名女艺人的收入水平，生育的直接经济损失将以千万计，且演艺圈竞争之激烈，偶像明星交替之快，怀孕导致的曝光空窗期还将影响其生育后复出时的明星号召力从而影响其未来可能的收入水平。

明星或者运动员由于其有效职业生命周期的短暂使得生育的成本异常夸张，但这一事实同样适用于诸如女企业家、女性高管等职业（只是程度略降）。

从而，收入越高的女性有越大的代孕动机和诉求，收入不确定性越强的女性有越大的代孕动机和诉求。

同时，她们也具有更高的支付能力。

生育对职场女性和用人单位来说是一比经济账，尽管各国政府都在致力于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保护妇女权益，但收效________。如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就业要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劳动关系协商机制，消除性别歧视和身份歧视”。说到底，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政府无法深入干涉所有微观经济活动的前提下，涉及到经济利益的问题，法律和行政有明显的能力边界。

所有人都是早产儿

所有的人类都是早产儿，没有例外。

相对于其他哺乳动物，我们的孕期与自然寿命的比例明显较小，幼仔出生后的发育水平也明显较弱，在一周岁前几乎没有行动能力。

在生育策略上，幼仔面临生存压力的物种通常更倾向于让幼仔在母亲子宫内成熟，从而使得幼仔在出生后尽快获得奔跑能力以躲避猎食者。而肉食哺乳动物则倾向于更早的产下不成熟的幼仔，以降低母亲的营养供给压力（肉食哺乳动物的食物来源不稳定）。

典型的如非洲草原上的羚羊（幼仔出生就能站立，数小时内就能奔跑）和非洲狮（幼仔需要大约三周学会行走，7个月才能完全断奶）。但即便考虑到人类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事实，其幼仔出生后的发育水平也明显畸低，这被称作生理早熟（physiologicalprematurity）。

对于人类来说，除了母亲和幼仔生存压力水平的影响外，人类的进化路径——智能——是人类幼仔早产的更为根本的因素。

首先，直立行走方式解放了我们的双手，使我们使用工具成为可能直立行走方式解放了我们的双手，使我们使用工具成为可能。

主流理论认为，大约万年前板块运动导致泛古大陆分裂为目前的大陆结构，此后的非洲大陆一直是一片富饶的土地，温热而潮湿，雨林密布，我们的灵长类祖先生存于这样的雨林树冠之间。

此后三千年间太平洋板块向西移动，印度板块向北移动，印尼亚欧板块的碰撞使得喜马拉雅山脉形成，这一地质运动改变了全球气候，造成了季风。到达非洲的气流不在湿润，使得非洲大陆出现了明显的季节交替，热带雨林退化，被草原替代。

环境的变化，促使了灵长类动物改变生存方式，约万年前开始，人类祖先开始从树栖转向陆栖的生活方式转变。

我们的祖先大约在-万年前与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分化，产生最早的人属祖先图根原人（有争议）（Orrorintugenensis）。现代考古学根据其大腿骨构造分析认为图根原人是我们最早的两足行走祖先，生活的年代约为-万年前的中新世。至后来的（-万年前）——目前公认的——现代智人祖先的阿法古猿（Australopithecusafarensis）的双足行走能力已经争议很小。

我们对阿法古猿的盆骨分析认为其像现代智人多于像猿，而我们的盆骨构造在优化两足行走能力使得更适合于草原生存环境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个弊端——腹腔缩小和产道缩小。从而，人类女性无法孕育体积更大的胎儿。

盆骨的缩小不足以决定人类幼仔的早产，除此之外，不断增加的脑容量也同样重要。

距今万年前左右，阿法南方古猿分化的一支形成能人（Homohabilis），能人已经具有制作工具的能力，目前出土的能人化石显示其典型脑容量约毫升，越过LouisLeakey定义的毫升脑容量的“人”与“猿”的定义门槛。

而后约万年前能人分化成匠人（Homoergaster）和直立人（Homoerectus），前者是我们的直系祖先，后者则主要在亚洲东部独立演化，至少在地球上生活至20万年前（如北京猿人）。留在非洲的匠人不断演化发展出海德堡人（Homoheidelbergensis）这一重要人种，是现代智人（Homosapiens）和尼安德特人（Homoneanderthalensis）和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的共同祖先。

我们知道，衡量一个物种智力水平的一种粗糙的方式就是脑指数，即大脑重量占体重的比例。现代人类的脑指数约7.5左右，对比黑猩猩约为2.5左右，狗约1.2，猫约1.0。

历史证明，自然界选择了具备更大脑容量的人属物种，准确来说是选择了智能水平更高的人属物种，即现代智人，我们脑容量较小的近亲如尼安德特人及远亲如北京山顶洞人，或在环境压力下消亡，或在与我们的竞争中被种族灭绝。

脑容量是智力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硕大的颅腔赋予了我们所向披靡的食物链竞争力，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即幼仔的颅脑尺寸过大使得分娩对人类来说是一件及其痛苦和风险的行为。

另外，胎儿的在母体内的脑部发育过程极其消耗能量（下图灰线），胎儿的能量消耗带动母亲的代谢率在6个月后呈指数上升，如果不进行分娩，母亲的新城代谢速率将在10个月时突破可持续极限（下图虚线），同时危及母亲和胎儿的生命。而分娩后，婴儿的能量需求曲线被抑制，而母亲的新城代谢曲线也得以平缓。这一理论由Dunsworth,H在年的论文中提出，称作妊娠和生长的能量学假说（energetics-of-gestation-and-growthhypothesis）。

为了能够顺利分娩幼仔，我们不得不使幼仔更早的出生，进行体外抚育。或者说自然选择了能够尽早分娩的个体，使得这一基因得以在种族内流传，而筛选掉那些死于难产的幼仔和雌性的基因。

人类幼仔的早产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和生存策略的代价。早产的人类幼仔相较于其他灵长类幼仔需要更多的呵护和照料，这种额外的照看需求在农业社会时期并不显得十分突出，原因是彼时社会生产的形式以体力劳动为主，女性在体力上先天的劣势使得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低下，有更多的时间居家照看新生后代，即所谓相夫教子的女性社会分工。

然而，自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生产活动由体力劳动占绝对主导逐步向脑力活动转变，而排除传统偏见和教育水平不平等因素后，女性从事脑力生产活动的能力并不落后于男性。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男性劳动力被大量投入到战场，以及随之而来的伤亡，迫使女性加速进入劳动市场。

人造子宫技术

使胎儿在人体外发育的「体外发育」（Ectogenesis）一词，已成为医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话题。耶鲁大学妇产科学系的卡洛·布利特教授（CarloBullett）在年曾表示，达成体外发育所需的人造子宫技术将在未来十年发展成熟。

年10月，欧盟“地平线计划”拨出一笔巨款，万欧元（约合人民币万元），供科学家研发人造子宫。“它是人类子宫的‘体外版’。我们计划用5年时间，实现其临床运用。”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教授、荷兰Máxima医疗中心产科专家GuidOei表示，生育的游戏规则，或因此改变。有了它，男人也能生孩子。

年，医院的EmilyPartridge和她的研究团队在natureCommunication发表了一项研究展示了他们的宫外生命支持系统，该系统包含通过脐带接口连接到羔羊胎儿的无泵充氧器回路，该回路保持在密闭的“羊水”回路中，该回路可精确复制子宫的环境。

在发育上等同于极早人类婴儿的胎儿羔羊可以在这种宫外装置中获得长达4周的生理支持。支撑的羔羊保持稳定的血液动力学，具有正常的血气和氧合参数，并保持胎儿循环的通畅。在适当的营养支持下，系统中的羔羊表现出正常的体细胞生长，肺成熟以及脑部生长和髓鞘形成。

EmilyPartridge表示，出生后的各项测试表明这些羊羔在人造子宫中发育正常，其肺功能基本上与成熟婴儿相似。

人造胎盘的研究历史已经超过50年，Lawn和McCance在发表的研究对人工胎盘进行了早期尝试，他们的系统设备主要由气体交换器和小型透析器组成，使得胎儿从子宫中取出后，实现了血液氧合作用，并使胎儿在38摄氏度下存活并活跃了7小时。比较近期的研究如Awad等人（）对使用膜式充氧器作为人工胎盘的无泵呼吸辅助新生和早产羔羊进行了初步研究；Reoma团队（9）年成功利用无泵AV-ECLS维持早产羔羊在母体外4小时的气体循环和胎儿循环；Miura等人（）同样使用羔羊模型检验了无泵动静脉体外生命支持的人工胎盘的应用可能性，并在年发表的论文中开发了新的并联系统，与以前的单回路相比，并联回路组的胎儿存活期显着延长，且回路电阻和最低血乳酸水平显着降低。

Partridge的人工子宫由三个主要组件组成，一个是无泵动静脉回路，以及连续流体交换功能的封闭流体环境，还有脐静脉血管通路。

采用无泵回路的好处首先是更为精简的系统，其次，没有泵引起的溶血作用以及可能至少部分自动调节回路血流的潜力。

其次，连续液体交换的封闭流体环境对保持充满液体的肺部以及维持正常气道压力和肺部生长发育所需的正常声门阻力有重要意义。液体环境也有助于维持胎儿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保护屏障。胎儿吞咽羊水有助于维持胎儿的体内平衡，并可能为营养提供额外的途径，人造羊水含有许多营养因子和其他可能对胎儿有益的成分。

最后，早产胎儿的血液循环通路只能通过脐带血管。在这个问题上，早前的很多研究人员为避免脐带血管痉挛，会直接将导管插入中央脉管系统，而这对早产胎儿来说有着巨大风险。Partridge团队为脐带插管开发了一种“末端适配器”设计，利用脐带对外物侵入的天然抵抗反应，该设计采用了非常短的插管，并将插管固定到脐带。这样可以避免刺激插管末端的脉管系统或血流紊乱，从而避免引起血管痉挛，糜烂，动脉瘤形成或血栓形成。它还允许在插管和胎儿之间留有一定长度的游离脐带，从而避免了人们对脱颈或位置闭塞的担忧。

Partridge团队的努力让我们见识到了人造子宫的技术前景和可操作性。当然，人造子宫从早产羔羊的生命支持到早产人类婴儿生命支持，甚至到%人类体外孕育还有着相当的路要走，比如：

Reoma等人（9）的研究结论认为高插管阻力和设备流量下降阻碍了人造胎盘/子宫系统的长时间的生命支撑（4小时）。

如Partridge团队的五泵回路的系统虽然结构简单，但如果电路/氧合器具有超生理学上的抵抗力，则由后负荷失衡引起的心脏衰竭，另外如果氧合器具有亚生理学的抵抗力，则可能导致高输出性心脏衰竭。

体外系统通常需要加入抗凝血手段以保证循环系统的运作，但往往早产儿又有颅内出血的隐患，许多人工胎盘/子宫系统使用传统的体外膜肺氧合（ECMO）系统实现氧气交换，后者往往需要配合肝素涂层进行器械内壁的抗凝血，这在ICU病患（成人）中造成的风险有限，但对于早产儿来说，则有巨大风险。

人工子宫采用的人造羊水的流体环境的使得对胎儿的监测变得困难，包括看护者接触胎儿的机会（即，体格检查，抽血，血流动力学监测）。

此外，细胞分化，器官形成，和胚胎的发育需要大量的细胞因子、激素等催化和诱导，目前的人造子宫的功能还局限于生命维持，要实现完全的体外孕育，“生产”人类，而我们目前掌握的生物学知识还远远不够。

人造子宫产业路径

在发达国家，由于器官不成熟和医源性损伤的结合，极端早产是新生儿死亡率和发病率的主要原因。正常人怀孕为40周；在37周之前出生的任何婴儿都被视为早产，23-24周是生存的边界。

人造子宫技术的早期商业场景，将聚焦在极端早产儿生命维持领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早产儿全球行动报告》），全球每年诞生万名早产儿，占全部婴儿总数10%以上，每年有多万早产儿死于并发症，幸存者也多数面临终生残疾，如学习障碍和听视觉疾患。且数据显示早产发生率在几乎所有国家呈现增长趋势。

Younge团队年发表在NEJM的研究显示，0年至年期间，美国极端早产儿（22至24周）无神经发育障碍生存率仅从16%提升至20%，死亡率从70%下降至64%。其中23周组的无神经发育障碍生存率从7%提升至13%，24周组的无神经发育障碍生存率从28%提升至32%，22周组的无神经发育障碍生存率始终徘徊在1%左右（原始生产率为3%）。另外，Partridge等人（）指出，28周前的早产儿大量伴随着慢性肺部疾病和其他器官不成熟并发症。

人造子宫作为早产儿体外再孕育系统，将大幅降低早产儿死亡率。我们离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性路程，按照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生物学理论及医疗器械的进步速度，应该不超过30年。并且，以治疗和挽救早产儿生命的技术进步和商业化落地，不存在明显的伦理道德困境。可以预见，人造子宫技术将从24周的极端早产儿开始，逐步通过技术进步推进至更为致命的23周前极端早产领域。

在技术的进一步演进之后，人造子宫将可以支持从0开始的体外胎儿孕育，届时，人工智能将可以为同性恋人、永久失去子宫的女性、大龄女性等边缘需求人群提供获得孩子的机会。在这些领域的应用将面对一定的道德挑战，但并非全然不可能（至少比人工代孕所造成的道德困境及功利主义挑战小的多）。

最终，成熟的人造子宫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外星球殖民等结合，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如电影银翼杀手中所描绘的世界——在未来，人类通过基因改造强化的人造人为奴隶，勘探和开发遥远的殖民星系。

亦或者是超人的氪星和七龙珠的赛亚人星一般的通过人造子宫强化优选的人口控制政策，培育和培养最强大的新生战士。

又或者，面对我们的将是一个黑客帝国般的未来场景，人类被人工智能所奴役，终生生活在巨大的人类农场培养皿中，脑补接入虚拟的矩阵帝国。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无论人造子宫技术最终被嵌入哪一种未来社会形态汇总，人类将不再被生育这一成本越来越高的行为所束缚，生育也将不被局限于婚姻和男女之间。

写在最后

诚然，对人造子宫“生产”人类的幻想，仅仅是对一种可能的未来的科学幻想。实现完全的体外孕育将面临诸多的困难，无论是技术层面的，还是道德层面的。但是，之所以我对此报以信心，是基于对生命和生育最本质目的的思考——繁衍后代。

繁衍，对于动物或者植物来说，是一件由本能和化学信息驱使的行为，如动物收到体内荷尔蒙水平的驱使和性行为快感的诱导，进行交配活动，其结果是雌雄双方（多数情况下）的DNA的重组和复制，动物没有智能，从而无法理解交配行为和生殖繁衍的因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认为生命体仅仅是DNA的奴隶和躯壳。

而获得了智能的人类，理解了翻译的因果关系和自然本意义——DNA的传承（雌雄双方的DNA的重组和受精卵中的DNA突变都是一种多样性策略，如同投资组合管理中的diversification降低portfoliorisk）。

循着DNA延续的这一本质命题，体外孕育后代的意义就不难被理解了。

至于道德障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所有的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是由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是“人造“的，而非”天赋“的，其本质是一套普世的规则以使得社会运行在成本最低的轨道中。这意味着，第一，规则可以被改变；第二，道德总是跟随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即马克思所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其具有滞后性，也就是常说的实践”冲破道德的束缚“。

比如，在农业社会，婚外生育或者生育后离婚被视为道德败坏被社会舆论所唾弃，但这一情况在现代工业化社会就显得较为容易被接受。其本质在于，人类的智能的诞生以及上述所讨论过的人类生育的风险使得抚育下一代的成本极高，除了在出生后向很长一段时间人类幼崽需要相比于所有动物都更多的照料外，我们作为智慧生命以及社会化动物，还需要极长的时间学习社会生存能力。从而，人类的幼崽的抚养需要来自父母双方的大量投入，催生了婚姻这一社会制度，这与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的动物不同。自然界除人类外，几乎没有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的物种。

而正如前文所说，工业革命后新形式的生产关系和生产了的提升，使得妇女有了广泛参与劳动的机会和权利，妇女通过生产劳动逐渐获得了经济上的地位，使得妇女拥有了独立（或半独立）抚养后代的能力，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逐渐扭转了传统的道德观念。

我们有完全的信心认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观不会止步于目前的形态，我们现在所倡导的道德观甚至社会制度也不会是终极形态。

唯一可以确定不变的是变化本身。

转载请注明:http://www.tofkh.com//mjccby/11783.html